轻，就足以称为文宗啊！”
刘羡好奇道：“老师说的是谁？”
陈寿说：“我去见过了陆逊之孙，陆机，他真是文骨奇峻，比追陈思。有了他帮助引见，我才在江东搜罗史料，集文结册啊！”
“那老师的书修的如何呢？”
听到这个问题，陈寿卸下坐骑的包裹，放到刘羡眼前，自豪笑道：“来，怀冲，你看一看，这就是我十五年来，修好的六十卷《三国志》，我打算用这些书当敲门砖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“喔？老师已经修成了？”刘羡还以为老师南下只是搜集完史料，没想到竟然已经写成了。这让他见猎心奇，当即就接过手翻阅起来。
有陈寿在一旁陪伴，两人边看边谈，一看就是两天两夜，刘羡读完全书后，不由得由衷称赞道：“老师大笔如椽，论著史一道，恐当世无人可比，重用只在朝夕了。”
陈寿闻言，顿时哈哈大笑，捋着胡子笑说：“这就承你吉言了！”
刘羡此言，并非是出自于师生之情的违心赞美，而是实事求是。自从陪伴陈寿学习以来，刘羡读的史书越多，对老师陈寿的敬佩也就越多。
从汉末地方失序，士族崛起后，私人著史已经成为士人的风尚。
起初，士人的史学是零散闲碎的，要么是一个乃至几个人物的传记，诸如吴人著《曹瞒传》、荆人著《零陵先贤传》，要么干脆是一个时代的奇人轶事合集，比如王粲著《英雄记》，袁晔著《献帝春秋》。他们只是身处在一个战乱频发的动荡年代，情不自禁地想记录下身边的英雄人物。
但随着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，士人们对未来局势感到迷茫，他们不得不翻阅故纸堆，一边整理刚发生的历史，一边与前代历史相对照。
如此一来，史学发展突飞猛进。到陈寿修成《三国志》时，已先后有鱼豢写《魏略》、司马彪著《续汉书》、夏侯湛作《魏书》、虞溥成《江表传》等名篇，同时还有华峤修《汉后书》、张璠修《后汉纪》。全都是志在流芳，体例齐全的长篇巨著。
可著史的人虽多，细究其中的作品，能够与班固、司马迁并列的却寥寥无几。
一是他们大多以史书在文坛相互标榜，并以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，远无早年司马迁、班固早年著史之纯粹。
二是这些人的史才着实一般：要么详略不当，长篇累牍，导致迟迟不能修成；要么记载了各种鬼神轶事，经不起多少考究；要么就是政治立场先行，过于考虑当世士族的地位，以损害文本的真实性。
相比之下，陈寿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比如奉迎司马氏，贬低蜀汉，比如对一些权势之家做了一些回护，并没有完全脱离时代政治的局限，但即使如此，他的史才仍是毫无争议的当世第一。
陈寿对此也心知肚